宋代诗文
释普洽
赵蕃
陈襄
南康士人
王安石
释智圆
陈与义
张耒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，不浮于其德，其刚柔缓急之气，繁简舒敏之节，一出乎其诚，不隐其所已至，不强其所不知，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，秦人之必衣秦服也。惟其言不浮乎其心，故因其言而求之，则潜德道志，不可隐伏。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，而世之惑者，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，或信其言而疑其行。呜呼！是徒知其一，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，固出于其德，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。某之初为文，最喜读左氏、《离骚》之书。丘明之文美矣，然其行事不见于后，不可得而考。屈平之仁，不忍私其身，其气道，其趣高，故其言反覆曲折，初疑于繁，左顾右挽，中疑其迂，然至诚恻怛于其心，故其言周密而不厌。考乎其终，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，异而自洁而非私也，彷徨悲嗟，卒无存省之者，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，此屈原之忠也。故其文如明珠美玉，丽而可悦也；如秋风夜露，凄忽而感恻也；如神仙烟云，高远而不可挹也。惟其言以考其事，其有不合者乎？
自三代以来，最喜读太史公、韩退之之文。司马迁奇迈慷慨，自其少时，周游天下，交结豪杰。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，负气敢言，以蹈于祸。故其文章疏荡明白，简朴而驰骋。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，故其余章末句，时有感激而不泄者。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，郊庙之江鼎俎，至其放逸超卓，不可收揽，则极言语之怀巧，有不足以过之者。嗟乎！退之之于唐，盖不试遇矣。然其犯人主，忤权臣，临义而忘难，刚毅而信实，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，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，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，盖不可得也。
自唐以来，更五代之纷纭。宋兴，锄叛而讨亡。及仁宗之朝，天下大定，兵戈不试，休养生息，日趋于富盛之域。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，谈笑佚乐，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，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。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，近揆两汉，远追三代，而出于孟轲、韩愈之间，以立一家之言，积习而益高，淬濯而益新。而后四方学者，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。而欧阳公于是时，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，而世之号能文章者，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。而执事实为之冠，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。闻之先达，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，屹然欧公之所畏，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。某自初读书，即知读执事之文，既思而思之，广求远访，以日揽其变，呜呼！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！
苏轼近奉违，亟辱问讯，具审起居佳胜，感慰深矣。某受性刚简，学迂材下，坐废累年，不敢复齿缙绅。自还海北，见平生亲旧，惘然如隔世人，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，而敢求交乎？数赐见临，倾盖如故，幸甚过望，不可言也。
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，观之熟矣。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孔子曰：“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又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夫言止于达意，即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系风捕景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，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。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？是之谓辞达。辞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扬雄好为艰深之辞，以文浅易之说，若正言之，则人人知之矣。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，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皆是类也。而独悔于赋，何哉？终身雕篆，而独变其音节，便谓之经，可乎？屈原作《离骚经》，盖风雅之再变者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？使贾谊见孔子，升堂有余矣，而乃以赋鄙之，至与司马相如同科，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，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；因论文偶及之耳。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，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。纷纷多言，岂能有益于左右，愧悚不已！
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，轼本不善作大字，强作终不佳；又舟中局迫难写，未能如教。然轼方过临江，当往游焉。或僧有所欲记录，当为作数句留院中，慰左右念亲之意。今日至峡山寺，少留即去。愈远，惟万万以时自爱。
佚名
南修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