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

出自唐代李商隐的《菊花

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
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
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
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暗暗淡淡的紫色,温润娇艳的黄色。
菊花曾在隐士陶渊明东篱的边上展现丽色,在罗含的庭院里吐露芬芳。
菊花能够承受寒凉的秋露,可是却害怕夕阳的来临。
我愿浸在金鹦鹉杯中,为身居白玉堂中的明君所用。

注释
融融:光润的样子。
冶冶:艳丽的样子。
陶令:指陶渊明,因其主彭泽县做过县令,故称陶令。
罗含:(公元293年一公元369年)字君长,号富和,东晋桂阳郡耒阳(今湖南未阳市)人。博学能文,不慕荣利,编苇作席,布衣蔬食,安然自得。被江夏太守谢尚赞为“湘中之琳琅”。桓温称之为“江左之秀”。官至散骑廷尉。年老辞官归里,比及还家,阶庭忽兰菊丛生,时人以为德行之感。
禁:禁受,承当。
重露:指寒凉的秋露。
怯:胆怯、担心。
残:一作“斜”。
金鹦鹉:金制的状如鹦鹉螺的酒杯。泛:指以菊花浸酒。
白玉堂:指豪华的厅堂,喻朝廷。升:摆进。▲

赏析二

  这首诗托物言志,以菊花自况。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,丰韵翩翩。颔联用陶令、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。颈联用“禁重露””怯残阳”写菊花深忧迟暮,暗含抱负不能施展,虚度年华之意。尾联言志,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。这诗虽是咏菊,亦句句自况,物我交融,写得清绮秀逸,意思醒豁。

 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。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,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。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。这里的的菊花,淡淡的紫色,鲜艳的黄色,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,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。它不畏霜露,却担心夕阳。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,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。即使它枯萎了,也可以制成美酒,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,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。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,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。

  诗人咏菊,以自己的观感为主,描述很是抽象。菊中有我,我中有菊。纵然凋谢,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。李商隐晚年落泊,但毕竟是帝室远亲,他自己也以此为荣。诗人用“金鹦鹉”“白玉堂”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。可是,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,纵然才俊,亦不见用。通观全诗,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,锐意中有伤时,哀婉里有进取,大有孤芳自赏之意,绝无叹老嗟卑之嫌。

  诗一开头,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:“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”首句写的是紫菊:“暗暗”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,表明色彩并不明丽。“淡淡”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。“暗”“淡”二字的重叠使用,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。次句描写黄菊:“商融”即和暖之意。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。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。这是“通感”或曰“感觉挪移”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、听觉、角觉、嗅觉、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,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。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,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。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。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。“冶冶”圳其明艳柔美之态。那黄菊金色的花蕊,经过露洗霜染,清新鲜美,用“冶冶”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。诗人着墨不多,只“融融冶冶”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,不愧为大手笔。

 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,称之为“陶令篱边色”,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。“陶令”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。他曾做过彭泽(今江西省彭泽县)县的县令,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。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,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,他在《饮酒》一诗中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名句,千百年来脍炙人口。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“陶令篱边色”,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,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。后句描写菊花之香,也以典故出之,称之为“罗含宅里香”。罗含,字君章,晋代来阳(今湖南省东南)人,擅文章。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、长沙相。桓温极重其才,称为江左之秀,可他致仕还家,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。《晋书·罗含传》记载他“及致仕还家,阶庭忽兰菊丛生,以为德行之感焉”。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,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。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,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: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,遂辞官归隐,闲雅悠然地“采菊东篱下”,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,甘居茅屋,托身有所。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,居于家中,流连山水,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。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“隐”气来得很勉强,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,而是朝廷,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,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

  五、六两句:“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”明里继续写菊,暗里则有所寄托。“禁”此处是避忌之意。“重露”即浓重的霜露。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:秋菊开在寒秋,“蕊寒香冷蝶难来”(黄巢《菊花》),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,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。

 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,“怯残阳”即害怕夕阳西下,黑天到来,此处别有寄托。李商隐虽屡遭挫折,仕途失意,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。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,光阴迅速。多少有些迟暮之感。同屈原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(《离骚》)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,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,虚度了年华。

  最后两句,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:“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”泛,指以菊花浸酒。“金鹦鹉”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。《岭表录异》一书中写道:“鹦鹉螺,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,故以此名。放上青绿班,大者可受二升,放内光莹如云母,装为酒杯,奇而可玩。“白玉堂”一语出自《古乐府·相逢行》“黄金为君门,白玉为君堂”两句中的后一句。此处暗指朝廷。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,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,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,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。

 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。除开头两句外,其余句句写菊,又句句是写自己,是托物言志的杰作。写物而不离人。物与己交融在一起。物又不粘在物上,处处关己。写己又不脱于物,处处以物出之。如三、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,关涉自己翻官之事。五、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,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。七、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。其次,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:自然而然,毫无切削之迹,囊无晦涩之感。如三、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,如同己出,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,浑然一体。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。▲

创作背景

  唐文宗开成四年(839),李商隐通过吏部考试,释褐授官,做秘书省校书郎,但他在秘书省仅仅几月就被调到地方,担任宏农县尉(今河南省灵宝县)。到任不久,又遭受一次打击,因为他把狱中死囚改判活罪,触犯了观察使孙简,被罢官,正碰上姚合代孙简任观察使,又要他还任。开成五年(840),他的岳父王茂元入朝为官,他便告假携眷到长安居住,以求汲引。此年九月四日,为谋求新的出路。他又辞去宏农县尉。到唐武宗会昌四年(844)。在杨弁之乱过后,他又移家永乐(今山西芮城县)。他自述此时自己“遁迹丘园”,“前耕后饷”,“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”(《重祭外舅司徒公文》)。这首诗即作于此时。

简析

  《菊花》是一首五言律诗,这首诗托物言志,以菊花自况。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,丰韵翩翩;颔联用陶令、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;颈联用“禁重露””怯残阳”写菊花深忧迟暮,暗含抱负不能施展,虚度年华之意;尾联言志,暗含诗人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。全诗虽是咏菊,亦句句自况,物我交融,写得清绮秀逸,意思醒豁。

赏析

  〈菊花〉诗的末联“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”,与本诗末联所抒发的感概,可以说同中有异。在〈菊花〉诗中,笔者曾经说到,李商隐对于升君白玉堂一事,已觉无望,却想到自我毁灭,成为菊花酒,这样便可以浮在用黄金铸成的鹦鹉杯,升上用白玉砌的殿堂。这种感情,虽嫌激烈,却毕竟带有升上殿堂的愿望。到本诗,那些激烈的感情淡化了,苦竹、椒坞、微香、涓涓泪、寒雁、暮蝉、细路独来、清尊相伴,一片叹老嗟卑的味道,甚麼火气也没有了。其殆晚年的自叹之作欤!

  除了末联,前四句形容菊的色、香,与〈野菊〉的笔法相类,只是后者的描述更为抽象,以作者的观感为主。五、六写凋零迟暮,亦与「已悲节物同寒雁」的情感相类。末联则可见上述的分析,笔者对於此文有二点看法:首先,说李商隐「自我毁灭」实是见仁见智,我们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升华,成为菊花酒是需要酿造的,留下的反而是精华,所以〈菊花〉诗的情感的确比〈野菊〉来得积极一点。再者,李商隐尽管叹老嗟卑,但基本性格是不会变的,前文曾分析〈野菊〉诗中的苦竹、椒坞、微香,与〈菊花〉诗的陶令、罗含同样有贤才的涵意,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才能品格的肯定。我们从〈菊花〉、〈野菊〉、〈临发崇让宅紫微〉三首诗中,可以看到李商隐处在不同时空之下的感叹,但是也可以见到李商隐始终如一的态度,诗人的自尊心不曾稍减。最后,笔者以为选用〈菊花〉诗对照〈野菊〉,较另二首诗作更适合,既可以摆脱附会史事的牵强,亦可於写作技巧、用词遣字、情感强度作同中有异的比较。

  屈复曰:「通首不出题,亦是大病。」则是正好说明了〈野菊〉为何较〈锦瑟〉的诗旨来得明确,〈野菊〉一诗虽未有任何「菊」字,对於菊的形容也是十分抽象,但是纵观全诗句意,则句句不离菊,首联写菊的生长环境和形态,颔联写诗人爱菊、怜菊之心,颈联写诗人忆起当年赏菊之乐,末联写菊未被种植在宫中的遗憾。同样,前文所提及的〈菊〉也是通首不出题,因此都显得诗意十分单纯,也令人有思想范围狭窄的感觉。就写作技巧而言,野菊、苦竹、椒坞,多层次意象组合的完美搭配,忍字与省字的简明精确,李商隐用字遣词可谓匠心独运。然而诗旨却完全围绕在怀才不遇的自怜情绪中打转,看多了李商隐这类为数不少的作品,真会让人怀念起李白的豪迈潇洒、杜甫的忧国忧民。(邓中龙分析) ▲

李商隐

李商隐

李商隐(约813年-约858年),字义山,号玉溪(谿)生、樊南生,唐代著名诗人,祖籍河内(今河南省焦作市)沁阳,出生于郑州荥阳。他擅长诗歌写作,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,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,和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,与温庭筠合称为“温李”,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、温庭筠风格相近,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,故并称为“三十六体”。其诗构思新奇,风格秾丽,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,优美动人,广为传诵。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,难于索解,至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之说。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,一生很不得志。死后葬于家乡沁阳(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)。作品收录为《李义山诗集》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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