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饥寒衰老之病,又痼而留之,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。

出自宋代苏洵的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

  内翰执事:洵布衣穷居,尝窃有叹,以为天下之人,不能皆贤,不能皆不肖。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,合必离,离必合。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,而范公在相府,富公为枢密副使,执事与余公、蔡公为谏官,尹公驰骋上下,用力于兵革之地。方是之时,天下之人,毛发丝粟之才,纷纷然而起,合而为一。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,不足以自奋于其间,退而养其心,幸其道之将成,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。不幸道未成,而范公西,富公北,执事与余公、蔡公分散四出,而尹公亦失势,奔走于小官。洵时在京师,亲见其事,忽忽仰天叹息,以为斯人之去,而道虽成,不复足以为荣也。既复自思,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,其始也,必有善人焉推之;今也,亦必有小人焉间之。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,则已矣。如其不然也,吾何忧焉?姑养其心,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,何伤?退而处十年,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,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,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,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,其势将复合为一。喜且自贺,以为道既已粗成,而果将有以发之也。既又反而思,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,盖有六人焉,今将往见之矣。而六人者,已有范公、尹公二人亡焉,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。呜呼,二人者不可复见矣!而所恃以慰此心者,犹有四人也,则又以自解。思其止于四人也,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,以发其心之所欲言。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,远方寒士,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;余公、蔡公,远者又在万里外,独执事在朝廷间,而其位差不甚贵,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。而饥寒衰老之病,又痼而留之,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。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,十年而不得见,而其人已死,如范公、尹公二人者;则四人之中,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,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!

  执事之文章,天下之人莫不知之;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,愈于天下之人。何者?孟子之文,语约而意尽,不为巉刻斩绝之言,而其锋不可犯。韩子之文,如长江大河,浑浩流转,鱼鼋蛟龙,万怪惶惑,而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;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,苍然之色,亦自畏避,不敢迫视。执事之文,纡余委备,往复百折,而条达疏畅,无所间断;气尽语极,急言竭论,而容与闲易,无艰难劳苦之态。此三者,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,其味黯然而长,其光油然而幽,俯仰揖让,有执事之态。陆贽之文,遣言措意,切近得当,有执事之实;而执事之才,又自有过人者。盖执事之文,非孟子、韩子之文,而欧阳子之文也。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,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;彼不知者,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。夫誉人以求其悦己,洵亦不为也;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,而不自知止者,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。

  虽然,执事之名,满于天下,虽不见其文,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。而洵也不幸,堕在草野泥涂之中。而其知道之心,又近而粗成。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,自托于执事,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、何从而信之哉?洵少年不学,生二十五岁,始知读书,从士君子游。年既已晚,而又不遂刻意厉行,以古人自期,而视与己同列者,皆不胜己,则遂以为可矣。其后困益甚,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,始觉其出言用意,与己大异。时复内顾,自思其才,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。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,取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韩子及其他圣人、贤人之文,而兀然端坐,终日以读之者,七八年矣。方其始也,入其中而惶然,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。及其久也,读之益精,而其胸中豁然以明,若人之言固当然者。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时既久,胸中之言日益多,不能自制,试出而书之。已而再三读之,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,然犹未敢以为是也。近所为《洪范论》《史论》凡七篇,执事观其如何?嘻!区区而自言,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,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。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  内翰执事:我苏洵本是乡野平民,生活穷困,曾经私下叹息,觉得天下的人,不可能都是贤慧的,也不可能都不肖。所以贤明正直的人处在世上,有聚合必有分离,有分离又必有聚合。过去天子正当有意于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时候,范仲淹公在宰相府,富弼公当枢密副使,执事您与余靖公、蔡襄公任谏官,尹洙公奔走于上上下下,在边防要塞施展才能。正当此时,天下的人,细如毛发的、实用如丝粟的才干,都纷纷起来,合成一股力量。而我苏洵自认为一己的愚笨无用,没有能力自我奋起,参与于众人之间,所以退下来修养身心,寄希望于大道的将会成功,从而可以再次见到当代的贤人、君子们。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还没有修养好,范仲淹公西去,富弼公北上,执事您与余靖公、蔡襄公等,又被分别派到四面八方去,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权势,四处奔走充任小官。我苏洵那时正在京中,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,无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长叹,认为这些人离开朝廷,即使大道有成,也不足以为之庆幸。进而我又想,过去众位君子之进入朝廷,一开始,必然是有好人们推荐的;现如今,又必然是有坏人们离间的。当今的时势,要是不再有好人,那就完了啊!而如果不是这样,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?姑且继续养我的心,让使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,又有什么妨害呢?退下来又过了十年,虽不敢说道已有所成,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荡荡之气,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。而余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,执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继登上了朝廷,富弼公又从外任调入朝廷当宰相,这样的形势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。真让人高兴而自我祝贺,以为道德学问已经略有成绩并且真将有施展的机会了。接着又回过头想道,过去所仰慕爱戴的,但始终未能见其亲颜的,约有六位,现在将能去见见他们了。而这六位之中,范公、尹公二位已经去世,不禁为他二位暗暗流泪,感到悲伤。唉!这两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,而尚可宽慰我心的,还有四位在,则又正可宽慰自己。想到只剩四位了,所以又急急乎想见他们一面,以便把心里所想说的话都向他们一吐为快,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,边远地方的贫寒之士,没能马上在他面前说上话;而余靖公、蔡襄公,远的还在万里之外,只有执事您身在朝廷,您的地位还不是最高贵,正可以叫得应、拉得着、听得见我的话。但是身体又缠上了饥寒衰老等毛病,而耽搁了时间,叫我不能亲自登执事您的门庭来拜谒。想到我对你们一直怀有仰慕敬爱之心,十年而不得一见,而其中像范公、尹公二位已经去世;剩下四位之中,除了因为地位关系不能够随便互通说话以外,又怎么可以因为生病不能亲自前往拜谒而作罢呢?

  执事您的文章,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但我苏洵自以为我知道得特别深刻,超过了天下之人。为什么这样说?孟子的文章,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,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,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。韩愈的文章,好比长江黄河,浑然浩荡奔流宛转,像是鱼鳖蛟龙,万种怪异令人惶惶惑惑,却能遏制隐蔽而掩藏起来,不让它们自露于外;而人们远远望见它们渊深的光芒,苍茫的色彩,也就都自我畏惧而去躲避它们,不敢接近它们,正视它们。而执事您的文章,委婉详备,来来回回多曲折变化,却条理清晰通达,疏阔而畅适,无间隔,不折断,气势造极而语言净尽,急切的言词与高妙的论述,说来却闲适而平易,从没有艰苦费力的表现。上述这三点,都足以断然使您自成一家。只有李翱的文章,它的味道澹泊而隽永,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静,高低谦让,颇有执事您的姿态。陆贽的文章,用词与达意,切近事理,准确恰当,颇近执事您的切实;而执事您的才华,又自有超过别人的地方。大致执事您的文章,不似孟子、韩愈的文章,而是您欧阳子的文章。乐于称道人善良而不谄媚于别人,是因为他的为人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称道;那些不知情的人,则认为赞誉人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欢欣。赞誉人以求人喜欢的事,我苏洵是不会做的;之所以情不自禁要称道执事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,也是为了想让执事您知晓我是了解您的。

  尽管如此,执事您的大名,早已遍知于天下,即使没读过您文章的,也都早就知道有欧阳修这个人了。可我命运不好,沦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。而自己提高道德修养的心愿,近来粗有所成。想空手奉上不满一尺的书信让您评判,那样凭怎么能让执事您了解我,并相信我呢?我年轻时不好好学习,活到二十五岁,才知道要读书,和有学问的人一起交往学习。年龄大了以后,又未能刻苦磨砺意志、付诸行动,期望自己效仿古人,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辈,又都不如自己,于是觉得自己可以了。后来感到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,就拿古人的文章来读,开始觉得古人所发言论,与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。常常反省自己,觉得自己文章的水平,似乎不应该只停留在目前这种状态。于是我把旧时所写的文章几百篇悉数烧掉,而拿起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韩愈以及其他伟人贤士的文章,正襟危坐,整天都阅读它们,花了有七八年时间。刚开始,读进去的内容只觉惶惶然,接着广泛地考察这些文章外在的表达方式,则又害怕得惊叫起来。时间长了,读得也更精细,胸中豁然开朗似的明白了,好像人家的话本来就该是这样的。但我还是不敢提笔也这样写。时间更久了,胸中想说的话更多了,不能克制自己,便试着把它们写出来。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它们,只觉得文思泉涌,好像写出来是很容易的,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啊。近日所作的《洪范论》《史论》等一共七篇,执事您看看,究竟写得怎样?啊!区区个人的一点感想,不明白的人又会把它看做是我在自我赞誉以求得别人来了解自己。我只期望执事您会念在我十年来对您的倾慕敬仰和努力求学的用心,从而明察我并不是偶然才这样做的。

注释
欧阳内翰:即欧阳修,当时他为翰林学士。唐宋时也称翰林内翰。第一书:第一封书信。
执事:旧时书信中对对方的敬称。布衣:平民。不肖:不贤。
天子:指宋仁宗赵祯。
范公:指范仲淹。宋仁宗庆历三年(1043年),范仲淹为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
富公:指富弼。时任枢密副使,与范仲淹分掌北方、西方边事。
“执事”句:庆历三年(1043年),欧阳修时任太常丞并知谏院。余公:指余靖,时任右正言(谏官)。蔡公:指蔡襄,时任秘书丞知谏院。
尹公:指尹洙,庆历三年(1043年),尹洙知泾州(今甘肃泾川),又知渭州(今甘肃陇西),兼泾原路经略部署。当时正对西夏用兵,尹洙忙于策划军事。兵革:兵器衣甲,指战争。
毛发丝粟:比喻微小。
愚鲁:愚笨。
道:这里指道德、学术、文章。
范公西:庆历四年(1044年),范仲淹、富弼等人被夏竦等诬为朋党,范仲淹出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。
富公北:夏竦诽谤,富弼惧,求宣抚河北。
分散四出:欧阳修因上疏为范仲淹辩白,于庆历五年(1045年)被贬为滁州知州。余靖出使契丹,学蕃语,曾在契丹主面前作蕃语诗,被御史弹劾,言其大失使者体统;庆历五年(1045年)五月,出为吉州知府。蔡襄论陈执中不可执政,仁宗皇帝不从,庆历四年(1044年)十月,因以亲老乞归,出为福州知州。
失势:尹洙因与边臣有争议,徙知庆州、晋州,又知潞州。后被御史刘湜罗织罪名,贬崇信军(治所在今湖北随州)节度副使,徙监均州(治所在今湖北光化)酒税。
时:当时,指庆历五年(1045年)。
忽忽:忧愁的样子。
推:荐引。间:离间,排斥。
成功:建立功绩。
登于朝:入朝任职。
宰相:宋仁宗至和二年(1055年),富弼由并州(治所在今山西太原)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既:不久。向:从前。
亡:死。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(1052年),尹洙卒于庆历七年(1047年)。潸(shān)然:流泪的样子。
恃(shì):倚仗。
止:仅仅。汲汲:心情急切的样子。
寒士:贫苦的读书人。遽(jù):急速。
万里外:余靖时在桂州,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(治所在今福建泉州),徙知福州,不久复知泉州。
差:稍微。
扳(pān)援:攀引。
痼(gù):久病。克:能。
势:指地位(包括学识、文章在内)。通:通达。已:止。
愈:胜过。
约:简括。巉(chán)刻:山石险峻的样子,形容言辞峭厉。斩绝:形容言辞锋利。
韩子:指韩愈。
浑浩流转:流水汹涌、势头很猛的样子,这里比喻文章气势宏大。
鼋(yuán):大鳖。
惶惑:疑惧。
渊然:深邃的样子。
迫视:近看。迫,逼近。
纡(yū)余委备:是说文章写得曲折详备。纡余:曲折。委备:详尽完备。
条达:条理通达。
容与:从容不迫。闲易:安闲平易。
三者:指孟子、韩子、欧阳子三家。断然:决然无疑。
李翱:字习之,韩门弟子。黯然:深黑的样子,这里形容文章意味深长。油然:自然流畅的样子。揖(yī)让:拱手行礼,形容文章谨严,合于法度。
陆贽:字敬舆,唐苏州嘉兴(今浙江嘉兴县)人,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,后累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谥号“宣”。所作奏议条理精密,文笔雄健流畅。切近:贴近,确切。的当:恰当,准确。
草野:乡野、民间。泥涂:污泥、淤泥,比喻卑下的地位。
粗成:基本完成。
咫(zhǐ)尺之书:指书札。《汉书·韩信传》:“发一乘之使,奉咫尺之书。”颜师古注:“八寸曰咫。咫尺者,言其简牍或长咫,或长尺,喻轻率也。今俗言尺书或曰尺牍,盖其遗语耳。”
士君子:指官吏、乡绅等人。游:交往。
刻意:锻炼意志。厉行:砥砺德行。
兀(wù)然:端坐不动的样子。
浑(gǔn)浑乎:泉水奔涌不断的样子。
《洪范论》:苏洵评论《洪范》的文章,文已不存。《洪范》:《尚书》中的篇名。
嘻:叹息声。
区区:微小,自谦之词。
十年之心:指作者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和努力求学的用心。察:考察,这里暗含举荐之意。▲

创作背景

  北宋中叶,官僚队伍庞大,行政效率低下,人民生活困苦,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,社会危机日益严重。以范仲淹为首的开明派受到以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的打击。景祐三年(公元1036年)范仲淹被贬,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《与高司谏书》刺痛了守旧势力,被诬为“朋党”,这就是北宋所谓党论之争。庆历三年(1043年),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下,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、富弼等一干大臣锐意进行改革,澄清吏治,减除徭役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,但新政推行不久旋即失败。庆历五年(1045年),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,当时在京城的苏洵目睹了这一切。苏洵少年不学,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。宋仁宗嘉祐元年(1056年),苏洵年近五十,既未中进士,又非出身名门,他同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一同进京,晋谒翰林学士、文坛领袖欧阳修,希望得到引荐,于是写了这封书信。 ▲

赏析

 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。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,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;次叙孟、韩、欧文之间的比较,以示自己知欧之深;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,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,以求欧公之知己。文章千回百折,却丝丝入扣。尤其第一段中,采用层层剥笋之法,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,层层转换分离,最终点出欧公,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,又为后文作了张本。文章恣逞笔力,开阖抑扬,把苏洵的慕贤之心、求荐之意、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,又委婉得体。

 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,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。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,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;同时夹叙自己“道”之成与未成,是一条暗线,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。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,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,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,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。“洵布衣穷居,尝窃有叹”,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“以为天下之人,不能皆贤,不能皆不肖。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,合必离,离必合”。简洁明了的两句,似破空而来,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,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。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,也不可能都是奸佞,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、时而分散的原因。当然,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,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。接下来,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。一是庆历三年(公元1043年)“天子方有意于治”,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;富弼除枢密副使,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;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皆为谏官;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,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。正是这个时候,贤豪毕至,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“纷纷然而起,合而为一”,紧扣上文的“合”字。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(1044年—1045年),范仲淹出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;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;欧阳修出知滁州;余靖出知吉州;蔡襄出知福州;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。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,正好是庆历五年。他“亲见其事,忽忽仰天叹息,以为斯人之去,而道虽成,不复足以为荣也”,紧扣上文的“离”字。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(1053年—1055年),余靖迁工部待郎;欧阳修迁翰林学士;蔡襄迁龙图阁学士;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宰相)。苏洵“喜且自贺”,以为“道”即粗成,可以有用武之地了。富弼、尹洙、余靖、蔡襄以及范仲淹、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。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,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。与此同时,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“道”之成与未成相联系。“道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,即文学才能。诸君子离时,作者“道业未成”、诸君子合时作者“道有粗成”。这在以学为政、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在文学史上,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,领导着北宋文坛,反对“时文”(骈体文),提倡“散文”的古文运动,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。在当时“时文”风行的时代,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“散文”手法写成,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。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,极为称赞。

 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,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。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,才能表明自己“道有粗成”。“执事之文章,天下之人莫不知之;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,愈于天下之人”。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。孟子的文章“语约而意尽”,韩愈的文章“深浩流转”,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,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。用孟、韩、李、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,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。不仅评文精当,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、波澜开阔。

  第三部分从“道有粗成”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。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,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。宋仁宗庆历七年(公元1047年),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,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,闭门不出,更加用功读书,直到通晓“六经”、“百家”学说,最后终有所成。正如文中自述:“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,取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韩子及其他圣人、贤人之文,而兀然端坐,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。”

  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十五载,雷简夫《上欧阳内翰书》曰:“伏见眉州人苏洵,年逾四十,寡言笑,淳谨好礼,不妄交游……,张益州一见其文,叹曰:司马迁死矣,非子吾谁与?简夫亦谓之曰:生王佐才也”。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。

 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:其一,文辞简洁明了,随言长短。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。“尹公驰骋上下,用力于兵革之地”,“而尹公亦失势,奔走于小官”等。准确简约,抑扬顿挫,且长短合宜。其二,结构精致细密,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。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,结合得天衣无缝,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。先合,后离,再离而复合,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、道虽有成、道有粗成三个层次,从从容容,流畅婉转。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。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、奇峭突兀的特点,而更显得洋洋洒洒。其三,叙事、议论、抒情融于一体。叙事当中夹议论、夹抒情,但却不显生硬。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,有一段议论“既复反思,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,其始也,必有善人焉推之;今也,亦必有小人焉间之”。然后接两句反问,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。又如“洵时在京师,亲见其事,忽忽仰天叹息”,这是抒情;接着“以为斯人之去,而道虽成,不复足以为荣也”,又是发议论。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,使文章情韵生动,感人至深。此外,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,显得感情丰富,亲切自然。▲

苏洵

苏洵

苏洵(1009年-1066年),北宋文学家,字明允,汉族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眉山)人。苏洵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苏洵长于散文,尤擅政论,议论明畅,笔势雄健,有《嘉祐集》传世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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